[娱论导向]《芳华》：他们经历的就是我们即将经历的

《芳华》剧照

在《芳华》里，让我印象最深的一句台词，是萧穗子的旁白，她说刘峰：似乎一点都没发现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。

说这句话的时候，1976年已经过去，几件大事已经发生，冰河已经开始松动，敏感的人已经发生时代有了变化，有些人心思活络了，文工团的年轻人们，有些开始听邓丽君的歌，有些人偷偷穿紧身牛仔裤、紧身衬衣，戴太阳镜，有些人的相亲对象，已经从军二代变成了华侨。

刘峰却还是没有什么变化，在萧穗子的旁白出来的时候，他正在给战友打沙发，战友要结婚了，想买沙发，要一百多块钱，买不起，他就花了三十多块钱，买了材料，打了一对红沙发，送给战友。

他还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，精心维护着自己的“活雷锋”形象，这个形象曾经给他带来过存在感，带来过荣誉（各种获奖证书和印着先进个人字样的皮包），但也让他成了文工团年轻人中的异类。在严歌苓的小说《芳华》里，她也是借助萧穗子之后，说出了别人是怎么看待“活雷锋”刘峰的：“刘峰来到人间，就该本本分分做他的模范标兵，一旦他身上出现我们这种人格所具有的发臭的人性，我们反而恐惧了，找不到给他的位置了”，“我们由于人性的局限，在心的黑暗潜流里，从来没有相信刘峰是真实的”。

刘峰可以选择不做“活雷锋”吗？他没有选择。他出身于小县城，父亲只不过是个木匠，进入部队，穿上军装，在那个年代，是很光荣的事。他只好给自己套上一个“活雷锋”人设，兢兢业业地活在这个人设里，让自已有用，获得存在感，并且获得一点上升的机会，比如上军校、提干。但是，当上军校的机会来了的时候，他又把机会让出去了。他的谦让已经成了习惯。

在那个年代，这样的人真是很多。乔瑜在1987年发表的小说《少将》，写的就是这样一个人。主人公王满山，出身于农村，他们村子里，曾经出过一个少将，少将返乡的时候，蒸了大白面馒头，给村子里每个人都送到了。王满山从此就把“少将”当做自己的人生终极目标，他参了军，在军队里积极上进，时时刻刻不忘表现自己，苦活脏活抢着干，有一次长途行军，他抢着把最重的装备背在自己身上，累得吐血，嘴角挂着一缕血丝，默默走了很久，后来，人们才发现，他其实一直在压抑自己的欲望，像个演员一样给自己写剧本，加戏，连嘴角的血丝，都是他故意咬破口腔壁弄出来的。他不这样可以吗？不，他没有别的选择。农村的孩子，能想到的表现手法，就这么些，能凭借的资本，也就这么些。

刘峰也是一样，他的“人设”，核心部分是他本性里的善良，这其实是真实的，但他无限制地夸大了这种善良，以至于让这种善良成了别人利用的工具，这个时候，他哪怕稍微克制一点，不当烂好人，在别人叫他帮忙干活的时候懈怠一点，人们就会觉得他的人设崩塌了。他能不知道吗？但周围都是红二代官二代，是军区司令的儿子女儿，是“干部家庭”的孩子，他什么都没有，他能凭借的资本，也就这么些。所以，即便时代都发生变化了，他也收不住手了。

何小萍其实也一样，还在她六岁的时候，父亲就被打成右派，发配到了新疆，她从此没见过父亲，也得不到父亲的任何帮助，只能被父亲的身份牵连，被同伴残酷地霸凌，所谓身体上的臭味，不过是她出身的一个象征。她也得被动地活在别人强加给她的“人设”里，所以才能体会到刘峰的善良，像旁白里说的：“一个始终不被善待的人，最能识别善良，也最珍惜善良”。

他们不是发现不了时代的变化，是没有能力去迎接时代的变化，过去的时代，至少还给了他们一点表现自己的机会和可能，未来的时代，却连这点可能性都没有了。“二代”们，可以出国、嫁人、做生意（而且是大生意），他们只能留下原地，慢慢变得苍老。

何况，过去的时代，还给他们制造了一个信念，尽管这个信念是假的，是临时的，但也给他们提供了慰藉。刘峰很愿意停留在这个信念里。哪怕为之奉献一生，埋葬一生。

这才是这个电影想说又没能说得很明确的东西：信念。社会管理者都很懂得用信念管人，用信念管人，成本是最低的，于是他们不停地制造出各种信念，作为人们的目标，让人们围着这个目标团团转。有的时候，这种信念是某种道德，某种家国观念，然后各种故事蜂拥而出，学者和作家不停地对它进行论述，大家也都被它调动着，围着它团团转，今天是儒，明天是法，后天是宋明理学，然后是各种主义，还有孝道妇道之类的佐餐小菜在周围拱卫。

有的时候，是某种经济目标，某种实物，比如过去二十年的房地产，房地产成了几代人的信念，人们沉迷其中，制造各种上涨或者下跌的理由，痛苦或者快乐着。并且喊出“房价永远涨”，重点其实不在于“涨”，而在于“永远”，人们太需要某种恒定的、永远的东西了，哪怕它具象化为钢筋水泥和价格。人们渴望的，是“永远”，是可以借助某种观念，挨过虚无，度过无枝可栖的荒凉，但是，不相信房地产，又能相信什么呢？你必须要制造出新的信念来替代它，来填满人们对信念的渴求才行，但新的信念，还远远没有出现。

但信念终归是要变的，像潮流一样来来去去，信念其实就是精神上的喇叭裤、波点、豹纹，或者爵士、布鲁斯、迪斯科、电子、民谣。就是潮流，就是流行，就是精神消费品，根本没有永远，根本不能当真。但不当真也不行，因为社会管理者打的就是明牌，他们制造出潮流，就是要你相信，信，就有红利，半信半疑，就有更大的红利，不信，就被清理到边缘，就被打入地狱。

刘峰是不得不全信，得到了一时的红利，他的同伴们，是半信半疑，得到了更大的红利。但刘峰时代的信念，终于还是变了，被新的信念代替，新的信念，和他的信念体系，甚至是完全相反的，他只有停在他的时代里了。

信了新的信念，是不是会好一点呢？电影里的郝淑雯，在1991年和刘峰、萧穗子在海南相遇，谈起自己的丈夫，淡淡地，又隐约有点得意地说：他很忙，没时间陪自己，他来海南是忙着拿地呢。但我们都知道，在那个关口，在海南投资房地产意味着什么。郝淑雯和林丁丁，或许逃过了过去那种信念的挟裹和剥削，但未必能够逃得掉新的信念带来的毁灭。而且，新的信念又一次发生变动的时候，他们已经老了，已经没有招架之力了。他们的芳华，就在这潮流的更替间，彻底地、残酷地消失了。

所以，在结尾的时候，萧穗子说，2015年在她的孩子的婚礼上，她又和战友们见面了，她感觉，刘峰和何小萍反而是最幸福的。因为，他们被上一轮信念潮流毁灭之后，反而超然了，逃离了，成了永远的局外人，再也不会被新的信念给吞噬了，他们反而获得了“永远”。

我们也有自己的芳华，我们也不得不在信念潮流中起伏，扮演弄潮儿，或者扮演失意者，然后一点点失去芳华，一点点失去招架之力，我们都当不了局外人，就像吴晓波说的，在这一轮的泡沫中，“所有试图置身事外的人，都不出意外地将成为受伤者”，而在潮流来去之后，谁都不可能抓住“永远”。

（文/韩松落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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